写在人生底片上的记忆
赵炳庭
我出生在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。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过了“大跃进”、三年自然灾害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留下了“先天不足”的烙印。岁月匆匆，往事悠悠，五十多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时间老人将许多老故事淡化得难寻踪迹，唯有这些留在清贫岁月里的历史片段却记忆犹新。
一
我的老家在西海固的一个乡村，祖辈以土地为本，以农耕为生，读书尚学者寥寥。我的祖父虽未读过一天书，但他十分崇拜有学问的人，他常常用“敬惜字纸”来教育我们，不但要爱护书籍，而且要尊师重教，因此，到父亲这一代，他要求子女不论是男女，都要读书。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我们家一顶富农的帽子，让父母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。家境更是一贫如洗，靠父母挣工分养活一家七口人，生活的艰难自不必说，要读书，是想也不敢去想的事，每当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，羡慕得要死。
在我该上学的年龄，考虑到家境太难，母亲想着让我帮助做家务活，父亲却极力反对，生怕影响我的前程。家境太难，没钱供给，这也是实情。那时要省出几毛钱来，都是很难的事。后来祖父发话了，祖父说，钱的事你们就不要管，我想办法。母亲看祖父的态度很坚决，再也没说什么。祖父那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老人，自己没有一点积蓄，腿脚又不大灵便，哪有办法弄点钱来。岂料，祖父将他年轻时拾掇的一副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马镫卖了，算是给我凑足了学费。
那年，我虚龄七岁。父亲亲自送我去上学。说是学校，其实是由生产队的一间旧仓库改建的，土木结构，经岁月风雨的剥蚀，显得非常破旧。窗棂用旧报纸糊着，大都被寒风戳得七洞八孔，不住地颤栗，呻吟。
李鸿入老师是给我们教语文的，大约四十余岁，身材不高，头戴一顶褪了色的鸭舌帽;为人和蔼且又有幽默感。我刚刚走进教室，坐在凳子上，李先生并没有板着脸恫吓我们，或强行让我们认字、背书，而是抢先笑着给我们说出个谜语让我们猜。这个谜语是：
看时圆来写时方，人畜没它不健康。
冬季短来夏季长，庄稼没它不生长。
李先生将字面上的意思讲了一遍，接着便让我们猜猜谜底是什么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便抢先猜出了谜底：太阳。李先生亲切地用手拍拍我的脑袋夸奖我。接着李先生又让我们把这个像诗一样的谜面齐声朗读几遍，最后要求背诵。
此时我已感觉到那几句像诗一样的谜语很美，与一般的“野话”有很大的不同，若干年后我才明白：有美感、有文化含量的语言才是生动的。
此后，我对认字、读书、背书再不感到恐惧和痛苦，而觉得这是一种享受。
在李先生的熏陶下，到了六年级我更加爱读书了。他似乎给我的读书生活打开了一扇心门，有阳光飘过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四周一片沉寂，有个窗口的灯光总亮得最晚，那是我在灯下与书为伴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漫游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随母亲去了几十里外的外婆家，在二舅的书橱里发现了一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《青春之歌》，说起来还真有些“窃书”之嫌，我将书偷偷揣在怀里，只怕被二舅发现，就匆匆地连夜赶回家中，爬在窑洞的火炕上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了起来。“……她穿着白洋布短旗袍、白线袜、白运动鞋，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……”，“她绰约的风姿虽然依旧炫耀着青春的光彩，可是，从她坚定的步子，从她低沉的声音，以及从她那带着坚毅神情的眼里，他深深地感到她已经离开了少女时代的幼稚和狂热。”一个勇敢坚强、鲜活美丽的文学形象———林道静，深深地潜入我的心里。
第二天早晨起床，母亲指着我被煤油灯熏黑的脸(那时村上还未通电，只能用煤油灯照明)和烧掉的头发，笑得前合后仰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就是那一次，书在我的眼前洞开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让我痴迷的文学世界。
描红写字是小学生的基本功。给我们教书法的是王老师,我们每天都有毛笔大楷和小楷练习。大楷就是“写仿”，在大楷本下垫一页“引格子”，即写好的毛笔字，学生在每页白纸上仿照下面的字描画，就是现在的“描红”。我们的“引格子”都是王老师写的。王老师不仅教我们写毛笔字，他还收集了许多字帖让我们看，给我们讲他读过的许多书法家的故事，引导我们发现汉字的美，激发我们写字的兴趣。
二
1970年9月,我考入马建中学，在这里，我有幸又遇到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赵彤。他是河北保定人，武汉大学毕业后，响应党的号召，放弃繁华的都市生活，自愿报名作为支宁青年被分到马建中学。
人的记忆确实具有筛选能力的。它筛下许多记不住的，必定留下许多应该记住的。那么，这些牢牢记住的，便是弥足珍贵的。
第一次见到赵彤老师的印象虽经历了40多个岁月的磨洗，却依然清晰，如在眼前。
他大约三十来岁，脸瘦得有棱有角，鼻翼上架着一副瓶底一样厚的眼镜，显得和蔼安详。睿智的目光，不时从“瓶底镜”射出来，显得严肃、威重。先生为人笃志学问，博览群书，知识渊博，嘉言懿行，深受学生崇敬。但他发起脾气来，还真让人下不了台。
一次语文课上，马悦爬在课桌上睡觉，惹怒了先生，只见一根粉笔冲着马悦扔了过去，射程不近不远正中脑门心。从梦中惊醒的马悦慌忙地站立起来，低声说：“老师，我错了!”只见先生拍着桌子，厉声斥责道：“你要再上课睡觉，那就请你另求高明，我这棵枯树容不下你这只金凤凰，下课给我留下来!”
先生虽然脾气暴了点，但他的教学方式很特别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先生上作文课。从朗读作文、讨论交流、教师点评到修改扩展，这种师生间的互动，让我们这些“怕作文、一提起作文就心烦”的学生，从此甩掉了写作包袱，能够轻松地作文。
那是一节作文评讲课。只见先生进课堂时，步伐轻快，裹着一缕清风，怀里抱着一大摞作文本。他清了下嗓子，脸上漾满笑意，说：“这节课是作文评讲课。首先，我给大家读一篇题为《元宵节的焰火》的文章，然后请同学们评论，说出优劣。”
听着先生的朗读，只见大家敛声屏气，沉入期间了。
这不是我的作文吗?我的脸不由得发起烧来，我用余光扫视教室，发现所有的目光投向我。
听完朗读，大家见仁见智，进入热烈地探讨交流阶段。
“我特别喜欢文章的结尾：‘……看完焰火，人们陆续地离开了广场，我也意犹未尽地向家里走去，这时听见一男子说：‘今天的焰火真绝了!’‘但愿这火树银花的元宵佳节年年如此!’一女子回应道。听着这赞叹声，我骄傲地笑了，笑他们为焰火叫绝，却不曾看见那消防官兵用激情点燃生命中最美的火花;这色彩斑斓的火焰不是绽放在那茫茫夜空，而是在那硝烟弥漫的灭火场上。!”
“我很喜欢这位同学的表现手法，他写焰火没去渲染它的绚丽多姿，却着力描写焰火架下的消防官兵那灭火的英雄场面。这种画家绘画常用的烘云托月之法，运用于本文的写作，即从侧面着意描写，以衬托、突出要表现的事物。如我们所学过的《陌上桑》中描写罗敷的美丽，就运用了这种写法。
“作者篇末点题，也就是老师给我们讲过的散文中使用较多的“卒章显志”法，在文章结尾时,用一两句话就点明了中心、主题。恰当运用这种手法可以增加文章的深刻性、感染力和结构美,有“画龙点睛”的艺术效果。”
……
课堂上，精彩纷呈、高潮迭起，有的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;有的本色质朴、有条有理;有的温文儒雅、处乱不惊;有的慷慨激昂、意气风发。
最后，赵老师作点评：“这篇文章立意高远，主题突出，组织材料的能力和表现手法老练，不落俗套……“
下课铃声响了，我还陶醉在评讲作文之中。
三
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“期间，学校除了几本很薄的课本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了。公开的出版物，如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鲁迅作品选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西沙儿女》等，有趣无趣，似懂非懂，我都读得津津有味。渐渐地，公开出版物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，地下的禁书开始走进我的视野，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这些当时被列为禁书的，也成了我着意搜捕的猎物。 偶尔有同学从”废品收购站“弄来几本被”破四旧“查抄的书籍，我如获至宝。因怕被别人看见，同学们只好抢着私下传阅。
莫泊桑的《俊友》就是我那时偷读的，尽管读不太懂，但很喜欢书中军官杜洛阿的形象：“高高的身材不胖不瘦，略显火红的天然栗色卷发从顶门中央向两侧平分，配着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卷起的髭须。”印象最深的是《牛虻》，看完偷偷给同桌讲牛虻与琼妈的爱情，我声情并茂地朗诵着：“在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时，琼妈，我就爱你。那时你穿着方格花布连衣裙，系着一块皱巴巴的围脖，扎着一根辫子托在身后。我仍旧爱你。”我讲得眉飞色舞，同桌听得如痴如醉。那时的我，就像《庄子·秋水》中的河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，或者说像一个乞丐看见了金黄的面包，我开始了急切的、繁忙的阅读。那段日子，我除了偷读，还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些廉价的纸，裁订成本，就一个人闷在小屋里抄书。
一天，同桌拿着一个封皮已经破烂的笔记本，是张扬的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，我刚看了一页：“1959年深秋，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一条小巷深处，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，一位教授走下车来，他叫苏冠兰……”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丁洁琼和苏冠兰几十年缠绵凄婉的爱情故事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同桌再三叮嘱，说只借三天，不能被别人看见。我说“行!”于是，我常常是通宵抄书。正值寒冬，手僵指硬，只好边焐边抄，诚如宋濂所说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”许多时候都因书中精彩的段子、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激动、扼腕，而赞叹、唏嘘，完全忘了抄写所带来的苦痛。而正是这些被称为封资修的作品，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”偷读“和抄写，进而赢得了老师对我作文的欣赏和肯定，也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四
回忆是感受生命、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1977年的秋天刚刚到来，学校唯一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如同惊雷炸响，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激动与希望。当时，虽然“文革”结束了，但极左思想还未完全消除，我仍然挣脱不了“家庭出身”令人窒息的阴影。我想，即使考出好成绩，也很难录取，何况当时贫困无着，把考学看得很轻，是否参加高考还在犹豫之中。后来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之下，不得已我才到公社教育专干处报了名。
1978年初，我接到了录取到固原师范的一纸通知书。
固原师范有很多让我终生难忘的恩师，他们的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在我心里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记忆。欧阳端清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，先生是湖南株州人，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听老先生的古代文选课，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先生说话略带湖南口音，他有为人师者的良好风范，总是满脸微笑，待人和蔼热情。永远是不急不躁，温文尔雅。我对先生讲《陈情表》的印象特别深刻。不能忘记的是，在这堂课上，他让一位同学站起来朗读。此同学读毕，只见他微微一笑后，竟大跨一步上前，手掌慢慢贴上胸口，动情地朗诵起来(准确地说应该是吟唱)：“臣密言：‘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 ……”当他诵到“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?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孙二人，更相为命。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……”时，声音有些颤抖，眼眶似有泪花闪动。诵毕，教室寂静，空气似凝滞，继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据说老先生能把《左传》倒背如流。老先生能在课堂上旁征博引，左右逢源，其秘诀在于他的“背功”。让我们这些在“文革”中度过了苍白中学时代的学生惊喜不已，于是，学习起来便也更增力添趣。
李进才先生是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，又兼班主任。李先生个儿不高，虚胖，爱穿中山装。他为人豁达、性格开朗，教学方式灵活，深得同学们的喜爱。
李先生讲课激情奔涌、思维敏捷、很有生气，他往往把学生带入一种特定的氛围和情境之中。
记得，有一次他教授鲁迅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，他不是在讲课，而是在施展他的魔术。我们仿佛觉得万物在周围消失，只剩下沉寂的黑夜。在那暗无天日的黑夜中，他在艰难的呼吸，我们也感受到了窒息。然而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里，我们却又听到了低沉的怒吼，不平的呼啸;我们几乎要像他一样去挥动手臂，去砸碎段祺瑞的狗头，去摇醒那些浑浑噩噩的沉睡者!然而，他又昂起了头，眼睛里射出火焰般的光芒，我们的心在跟着他歌颂：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真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“真的猛士，将更奋然而前行。”
如果说语文课堂给了我一些善于探疑的思维的话，我想那是和李先生的教诲分不开的。先生讲课不囿前人之说，广引资料，探幽发微，细作考证，因而，或评文或论人或议事，常有独到见解，多援例证，坦陈己见，独成一家之言。
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句，浅显易懂，老幼耳熟能详，而他则于浅易处作深探究，得出诗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中的“臭”字应读“xiù”，解释为“气味”(这里指酒肉散发出的香味儿)，不能读成“chòu”。他说：“ 如把‘酒肉臭’读作‘chòu’，解释为‘污秽难闻的气味’，显然是注释者忽略了古今词义的差异，只是简单化地以今推古。”
我那时就喜欢文学，喜欢诗歌，这颗种子就是在读师范期间埋下的。
一次，校园壁报上抄了我写的一首小诗，先生读了，竟到教室找我，先是一番鼓励，再是指出不足，让我修改，并说：“你能悟出为什么要这样改，就是进步。”接着，他竟然又慢慢放声读起来，边读边用手嘟嘟嘟地击着桌子。读毕，他说：“诗要讲究韵律，上口才好。”我大受启发、感动和鼓舞。听着先生的教诲，如沐浴春风，仿佛一泓清泉从心田流过。
朱世忠先生也是一位颇具个性魅力的老师。
在给我们授课的先生中，朱先生算是最年轻的了。一头茂密的卷发，浓眉大眼，相貌英俊，举止潇洒，标准的美男子。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先生虽然给我们教授《语文基础知识》，但在课堂上常给我们讲一些文学创作中的体会，还广征博引，时不时地给我们读他在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。他常常告诫我们：“师范的学生，一定要多读一点，多背一点，多写一点。”后来，我才明白了，前两个“一点”原来是为后一个“一点”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的。先生写的杂文随笔，字字珠玑，句句见工，幽默诙谐，趣味横生，后来才知道先生当时已著称于宁夏文坛。
先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，这种幽默首先是一种心态，不仅文学之生动有趣需要幽默，即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需要幽默。每逢节日岁尾，学校总要开展一些文艺活动，朱先生是最热心的参与者，常来做技术指导，还即兴演出。 记得毕业联欢晚会上，他给我们唱了一段陕西秦腔里的“你大舅、你二舅……都是你舅;低桌子、高板凳……全是木头……”，让人捧腹。听他唱宁夏“花儿”，还真是一绝。高亢悠扬的旋律，婉转凄楚的腔调，直逼那些专业的“花儿”歌手。